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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信札书信----曾经的地摊货如今的收藏热

发布日期:2020-07-19 10:22:38

回收信札书信----曾经的地摊货如今的收藏热


信札手稿虽然收藏的历史悠久,但不属收藏大项,往往附着在书画或古籍文献中,原因是因为信札多属尺翰短简,在唐宋以前就“艺文之末品”的说法,不仅与占艺坛主流的书画作品难以比肩,而且也不如版刻古籍厚重。至于手稿,根本就是文人著作的草稿,很难保存下来且艺术性不强。因此,长期以来信札手稿都未能进入收藏者的视野。然而,随着书信文化在互联网时代中的加速没落,信札手稿却逐渐成为了收藏家们的“新宠”。从“地摊货”到“艺术拍品”,人大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亲历了信札手稿的变化,在接受北京晨报记者专访时,张丁坦言,价高不是坏事,都拿它当宝贝对书信文化的保护益无害。

陈独秀写给胡适、李大钊的信,是目前人大家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曾经名人书信常被当废纸处理

“20多年前的潘家园,你能想象,像贺敬之这样名头几十封上百封的家书千把块钱能打包带走。”张丁回忆说。

上世纪80年代末,没人在意名人信札手稿的价值,在潘家园古玩市场、月坛邮票市场等地方,名人信札手稿的摊铺前几乎空无一人,偶尔能见到几个来收购信札手稿的买主儿,绝大多数还是为了信封上的邮票而来。“邮票连带信纸和信封,后者不要钱,邮票的票价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拿走”,张丁说,那时候流落旧货市场的信札一部分来自一些文人、干部后代,他们认为旧书还收藏价值,但旧书信没什么用,就当废旧纸变卖了。另一部分来自于国出版社、报刊社、国家机关的文档处理。上世纪70年代后许多文化单位搬家、扩建,整理文档时诸如作家来稿、作家与编辑的通信等,常被当作废旧纸张变卖处理。

“上世纪90年代初,几乎没人意识到它们的价值,些名人亲属或者后代搬家的时候嫌麻烦,不少都就地处理了”,作为家书博物馆馆长,张丁说完略显失落,“就连一些名人信札手稿也难逃厄运,像茅盾、巴金、朱自清这样的名人书信那会儿也就几百块钱。”

如今收藏书信成为高端人群新时尚

“物以稀为贵”。随着书信文化的没落,信札手稿逐渐成为拍卖市场中的“新宠”。不光是名人,即便是普通人的书信也开始被重视起来。

“现在在拍卖市场中,普通人的书信也可以拿来拍卖,清代或是民国的普通人书信几千元不等,如果是毛笔所著,书法也还可以,可能要更贵一些。”张丁说,所以现在收藏信札手稿的人多了起来,市场上各类书信手稿的价格也急剧攀升,导致了一般家庭不再随意处理所保存的书信手稿,即便的家庭把书信手稿处理了,在被卖到废品收购站以后,其命运也不再是化为纸浆。“收废品的人也很精明,他们一看是手札或者书信马上就捡出来放在一块,以高出废品数倍的价格转手卖给旧书商,旧书商就是玩儿这个,比较懂,他们马上分门别类,把带邮票的卖给集邮的人,书信则再加价于收藏市场出售或送往拍卖公司。”

张丁坦言,现在我知道不少在书画等行业里些名气的人每隔一段时间互相之间会用书信往来。“一方面是些高端人群还是喜欢用书信表达感情,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书信以后也会一定的价值。”

从家书内容窥探社会变迁

明清

明清两代是中国古代家书发展的高峰时期,家书交流更加普遍,收递家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时期现存的家书,一是数量多,二是内容丰富,不乏表露心迹和记载史事之作,史料价值较高。

民国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新陈代谢。作为社会变迁的见证,家书也凝结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情感。家书作者既民国先驱、政府官员、议员、教授、地下党员、军校学员、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国民党抗战官兵,也晋商、徽商、留学生、教师、商人、学生等,多阶层、多视角映照出民国时期五光十色、跌宕起伏的社会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家书时代色彩较重,往往谈及当时的政治形势,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公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人民建设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空前高涨,语言表述充满激情,呈现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1960-1970年代

书信往往透露出人性的温暖和亲情的珍贵。家书内容也是大讲革命形势、内容空洞的比较多。短缺经济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家庭日用开支普遍捉襟见肘,的家书用纸粗糙不堪。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时期的家书,内容呈现出丰富多彩和落日余晖的特征。家书中关于恢复高考、平反冤假错案、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裁军、出国潮、下海潮、反腐败、返乡探亲、两岸三通、炒股、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等内容记载较多,也较为详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历程。

人大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亲历了信札手稿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几乎没人意识到书信的价值,现在在拍卖市场中,普通人的书信也可以拿来拍卖,清代或是民国的普通人书信几千元不等,如果是毛笔所著,书法也还可以,可能要更贵一些。”

从收藏变化看到信札价值

80年代末90年代初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还没拍卖公司之前,就一部分人把书札作为书画的一部分收藏,那时的书信还属书画、小品范畴。张丁告诉记者,当时的市场来源主要在古董书店、邮票市场、还民间自发形成的跳蚤市场,如北京的潘家园、什刹海、双龙、月坛、亮马桥等地都会出现。

能够意识到信札手稿收藏价值的人不多,涉足者少,价格不高。偶拍卖,关注者也不多。张丁回忆说:“比如1994年北京翰海秋拍中一册15通的徐悲鸿行书信札,估价约10万元,每通信平均6000多元,但是流拍了。这一时期也常成批的研究价值的信札手稿被抛到市场上,价格更低,如同废品。”

1995—2010

1993年内地第一家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中国嘉德诞生,信札被纳入拍卖品行列。2004年春拍,徐悲鸿写给好友郭守的两封信只两页,估价6万元—8万元,结果以23.1万元成交。2009年春拍,陈独秀等致胡适的13通27页信札成交价达到544.4万元,震惊收藏界。西泠拍卖在2009年秋拍创造了100%的成交率。胡适《尝试集第二集手稿》212.8万元,当时创了近现代名人单件稿本最高纪录。

然而在张丁的眼中,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新世纪之前书信市场没太大的变动,原因是智能手机还未普及,书信的稀性仍一般。“但是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拍卖市场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兴起了新一轮收藏热,信札手稿的收藏热度也随之不断上升,收藏人群也逐渐扩大。

2010—今

2010年后,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各大社交软件的火爆,书信的稀性也达到了前所未的高度,几百万级的成交“蜂拥而来”。

以2011年为例,北京保利2011年春拍,荟萃孙文、谭延 、李烈钧、胡汉民等众多国民党元手迹的《先忧后乐》册页以345万元成交;另一件以孙中山《天下为公》领衔的民国要员墨迹册页276万元成交;蒋中正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一批信札从18万元起拍,最终成交414万元。到了秋拍,李鸿章致李瀚章书札册149.5万元成交;同治、光绪年间陈介祺致吴云书札册25万起拍,218.5万元成交;一批周作人著作手稿均高价成交,其中《秉烛后谈》手稿100万元起拍,345万元成交;《药堂杂文》手稿80万起拍,230万元成交。西泠拍卖在秋拍中推出了郭沫若致日本文求堂的书简230封,最终以2415万元高价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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